盂鼎立耳，折沿，垂腹，三蹄足。口沿下饰6组饕餮纹，“几”形角，身、爪与首分离，中有扉棱；蹄足上部饰卷角饕餮纹，有扉棱。高101.9、口径77.8厘米，重153.5千克。铭文铸于器内壁，共十九行291字（含合文5）。铜鼎一般用来煮牲肉以供祭祀和其他礼仪活动。盂鼎这类大型铜鼎所煮应为大型牲体。

盂鼎因作器者为盂而得名。盂是周王朝重臣，出身南宫氏，为开国元勋南公（南宫适[括]）之孙。盂鼎是盂为南公所作器，因此曾被称作“南公鼎”。盂鼎又称大盂鼎，是为了与另一件盂所作鼎（“小盂鼎”）做区分。这件鼎与盂鼎同出，后归另一位岐山知县李文翰（安徽宣城人），经太平天国运动，已失传，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十分重要的拓本；其铭文字数（近400字）多于盂鼎，但字体较小，故被称作“小盂鼎”，盂鼎相应被称作“大盂鼎”。但论体量，“小盂鼎”则未必小于盂鼎。著名金石学家陈介褀即以为 “小盂鼎”形体大于盂鼎，反而称其为“大盂鼎”。著名学者杨树达曾根据两鼎现存铭文完残情况，称盂鼎为“全盂鼎”，“小盂鼎”为“残盂鼎”。这一名称并未流行。

流传故事

盂鼎的出土年代，一般认为是清道光年间（1821—1850），一说嘉庆、道光之际。已知最早的铭文拓本出现于“道光庚子辛丑间”（1840—1841），是为盂鼎出土年代的下限。盂鼎的出土地点，主要有岐山县礼村和眉县礼村两种说法。岐山县确有礼村，眉县则无礼村，所以有学者据此认为鼎出自岐山；但也有学者认为“礼村”为“李村”之误，鼎应出自眉县（1955年眉县李村曾出土盠驹尊、盠方彝[大小2件]等青铜器，盠驹尊和小盠方彝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）。总体看，盂鼎出自岐山县的可能性更大。

盂鼎出土后为岐山县乡绅所得，得主一说为宋氏，一说为郭氏。岐山知县周赓盛（1838—1842在任）得知后强取豪夺，据为己有，虽秘不示人，却时常为人作拓，部分早期拓本即由此而来。后来，周赓盛调任三原知县，将盂鼎携至三原。1849年周赓盛被撤职查办后，盂鼎自其家流出，为岐山宋金鉴（1825—1863）所得。目前流行的说法是，盂鼎最早即为宋金鉴所有，一度被周赓盛夺去，又复归宋金鉴。但从宋的出生年看，这一说法很可疑。约1872年，盂鼎为袁保恒（1826—1878）所得。袁保恒是袁世凯的堂叔，当时在陕甘总督左宗棠（1812—1885）手下任职，他与宋金鉴为同榜进士，其能从宋家得到盂鼎应与此有关。1873年，在左宗棠居中联络后，袁保恒同意将盂鼎转售于潘祖荫（1830—1890）。潘祖荫为江苏吴县人，长期在京城为官（官至工部尚书），嗜爱金石，“有三代文字之好”；他曾对左宗棠有恩，因此后者热心促成此事。有人认为左宗棠也是盂鼎的藏家之一，是不对的。1875年1月初，盂鼎被运至京城潘宅。潘祖荫得到盂鼎后，对外采取开放态度，因此时常有人前往潘家观摩宝物。1890年，潘祖荫病逝，几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，因无子女，其家产由弟弟潘祖年继承。潘祖年将包括盂鼎在内的潘氏藏品运回老家苏州。潘祖年也无子嗣，于是过继了一个孙子，并为其娶妻潘达于（原姓丁）。祖孙二人去世后，潘达于成为一家之主，她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守护国宝付出了艰苦的努力。1951年，潘达于将盂鼎和大克鼎（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，为潘祖荫晚年获得的另一重器）无偿捐献给国家。两鼎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。1959年盂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，长期展出。2004年，上海博物馆隆重举办“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”，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的盂鼎南下上海，与潘达于和大克鼎团聚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铭文释读

据器物风格，可判定盂鼎为西周早期器；据铭文，知其作于某位周王的二十三年。“小盂鼎”作于同一位周王的二十五年，铭文中出现“用牲啻周王、武王、成王”，可知这位周王为周康王。因此，盂鼎的时代为周康王二十三年（据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公布的年表，为公元前998年）。

铭文记录了周康王在宗周对盂的一次册命，大致内容是：康王追述了文王受天命和武王建邦的历史，指出纵酒是商朝灭亡的原因；勉励盂效法其祖南公，恪尽职守，夙夜在公；赏赐盂鬯酒、舆服和南公之旂，以及奴仆1700余人；盂感念王之册命，为祭祀南公而作宝鼎。

盂鼎铭文有明显的时代特征。商代后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布局不甚规整，字体大小不均匀，多肥笔和波磔；而以盂鼎为代表的西周早期后段铭文则布局逐渐规整化，文字排列较整齐，字体大小较均匀，只有少数字有肥笔现象。盂鼎的长篇铭文分成左右两部分，布局优美，书风瑰丽，是西周金文的杰出代表，是金文艺术的典范之作。

何为重器

盂鼎是现存最大的青铜鼎之一，也是体量最大的商周青铜礼器之一。厚重雄伟，磅礴大气；纹饰虽不繁缛，但朴素典雅，别有韵味；制作精良，在铸造难度较大的大型铜器中是不多见的。

盂鼎又是罕见的长铭器，在现存青铜器中铭文字数仅次于毛公鼎（497字）、中山王鼎（469字）、中山王方壶（450字）、逑盘（373字）、散氏盘（350字）、四十三年逑鼎（一组，318 — 321字)，多于大克鼎（290字）、多友鼎（278字）等。

在上述长铭铜器中，除盂鼎之外，时代最早也是西周晚期，较盂鼎晚百余年，因此盂鼎之长铭更显珍贵。西周成康时期是公认的盛世，被称作“成康之治”，尤为儒家所推崇，盂鼎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性物证，无怪乎陈介祺在给潘祖荫写信时激动难抑地说：“（盂鼎）真三千年来之至宝，成康以后之人，恐即不得见，况秦汉乎，况宋之后乎！今人何如是之幸，斯器又何为而出，殆天之为矣！”著名学者陈梦家曾高度评价盂鼎说：“所见铜器中的重器，此鼎为第一瑰宝。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，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。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，而制作精于后者。制作、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。”有人将盂鼎与同为晚清时期发现的毛公鼎、散氏盘、虢季子白盘合称“晚清四大国宝”，可谓名副其实。

学术价值

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可列举如下几点。

第一，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，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“标准器”，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。

第二，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“册命”。册命礼是维持周代“封建”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，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，多见于西周金文。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，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。

第三，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，印证了《尚书·酒诰》等文献的相关记载，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。

第四，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盂大量臣仆（“邦司四伯，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；夷司王臣十又三伯，人鬲千又五十夫”），其中“人鬲”（多被认为是奴隶）合计多达1709人，为此类赏赐已知数量最大者。这一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。